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它的法律秩序以19世纪的民法为代表，以“个人人格的绝对尊严”为最高指导原则，以“私法自治”为根本原则。这样一种表象背后的经济理论根源则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这样一种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得到确立和普遍实施，其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它像一架精巧的机器，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万个不同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牵涉到上百万未知数和关系的问题。”“市场对于高产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起着如此关键的作用，以至于在历史上，当市场机制陷于崩溃的时候，往往会发生政府危机。”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竞争与效率，价值规律在这一机制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竞争是经济主体实力的较量，效率是竞争的结果，也是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使用的最终衡量标准。但是，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市场经济的理想王国受到了现实的无情挑战。

    一方面是单个人的经济动机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的严重存在是导致环境问题出现的深刻根源，也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产生的消极后果。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无内在目标和固定方向，仅仅服从于供需力量调节的缺陷的存在，使得某些人类共有的资源，如空气、水等，往往被少数人或集团用作换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人类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物质的享乐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幸福的标准，消费是获得幸福的必然手段，“消费决定生产”成为了基本信条。人被定义为一种欲望无止境、能够驱动经济不断实现新繁荣的消费动物。在这种观念之下，人类所要求的是永无止境的消费，而满足消费要求的方法就是永无止境地生产出能够保障人类幸福的各种消费品。由此，无限的经济增长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发展模式，“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在这一教条之下，“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在经济增长成为国家和人民追求的惟一目标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使千百万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使人类失去生存的家园，也使经济发展本身受到环境资源“瓶颈”的制约。

    还有，环境问题的种种表现使人们认识到，需要由政府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管理和协调，并且这种管理和协调又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但是，过去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并未意识到可能造成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一方面将大量的埋藏于地球内部的矿物质开采出来，将其由储存能量转化为释放能量，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另一方面则制造了许多自然界原本没有且不能为其提供分解酶的人工合成物质，如许多化学杀虫剂、防腐剂、洗涤剂、合成纤维等，这些物质都是自然界不可降解或极难降解的物质，它们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归宿，破坏了生态系统“物有所归”的物质不灭规律，最终也将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

综上所述，不论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还是过度消费主义之下的经济增长的追求，最终都以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结局。这不得不使我们去反思人类长期以来所推行的经济运行体制、所追求的传统发展目标。由于人类不尊重自然的存在，不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而遭受的惩罚，也使我们必须采取新的包括法律在内的行动来改变这种现状。这就是环境保护法得以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